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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元嘉十六年墓发掘报告

时间:2015-07-31 16:04:59??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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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城元嘉十六年墓位于句容市春城镇袁相村黎甲组。1984年3月,当地村民在挖土时发现,镇江博物馆随即对其进行了清理。墓葬发现时完整,为合葬墓,形制为凸字形券顶砖室墓,用砖中发现纪年砖和草书砖。出土78件器物,其中青瓷鸡首壶(编号J425)、银胎漆盘、玻璃杯以及两块草书砖共5件器物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通过纪年文字砖推断该墓年代大致为南朝宋元嘉十六年(439年)。因该墓纪年明确,形制完整,出土文物较为丰富且质量上乘,对于研究六朝墓葬具有重要的价值,镇江博物馆、句容市博物馆于近期对资料进行了整理,现介绍如下。
一、墓葬形制
该墓为砖室墓,墓向170°,顶部距地表2.2米。发现时保存完整,室内基本无积土,充满水。平面形状呈凸字形,由墓室和甬道组成。墓室长方形,长5.06,宽1.96,高2.58米,2具楠木棺材放置其中。墓壁砌法由下至上为一丁三顺四组后,再砌一组一丁两顺,然后起券,起券部分多为三顺一丁,壁厚0.34米。墓两壁各设四个小正方形壁龛,后壁设一个。墓底铺砖三层,上部一层为横竖错缝平铺呈人字纹。棺床前端横向设砖台,砌法为先竖砌一层砖后,在上面再平铺一层,高出墓底0.22米。甬道位于墓室前,长1.99,宽1.17,高1.8米,券顶,底部与墓室前部相平,横向平铺地砖。墓门处设封门墙,厚0.34米,在墓门上方的券顶上加砌直墙,顶部平直。器物多摆放于墓室前端至砖台位置和两具棺中。
墓葬用青砖,火候较高,质量较好。壁、底部用平砖;券顶丁字砌法部分用楔形砖,三顺为两侧刀形砖中间夹一块平砖。砖长度接近,一般为0.34,平砖一般宽0.17、厚约0.05米;楔形砖两端分别宽0.10、0.18、厚约0.05米;刀形砖宽0.17、两侧分别厚0.03、0.05米。其中发现3块文字砖,均模印麻布纹,文字阴刻于一面。两块在墓室顶部发现,楔形,大小相同,长0.342、两端分别宽0.105、0.143、厚0.05米,一砖刻六字“城关人每委积”;另一砖刻七字“以我惜迟后出之”[1],草体,其书飘逸疏朗,藻丽多姿,点画之间和字与字之间的牵丝较多,赫然大家手笔。另一块为平砖,在一侧面的中部刻一竖行八字,楷体,内容为“元嘉十六年太岁巳”。
棺床上并排放置两具棺材,出土时基本完好,头端朝向甬道。木质为楠木,外髹黑漆,见有漆灰地,棺内为磷红色。棺由盖、侧帮、底、头、脚挡和隔板组成,一般以凹槽与榫卯连接,并加钉梢钉。两棺梢钉质地不同,东侧为铜,西侧为木质,数量相同,均为19只,盖上与侧帮相合处一侧钉3只,一侧钉2只;侧帮在与头、脚挡相合处各钉2只;底在与侧帮相合处一侧各钉3只。棺头部上翘,盖两边斜直,头、脚部两端弧,横截面中部厚、向两侧渐薄,朝下一面四周有凹槽,东侧棺(编号为1号棺)盖长3.82,宽0.8-0.72,厚0.9-0.18,槽宽0.06-0.11,深0.01;侧帮整体呈楔形,头端高,脚端矮,上部宽,下部窄,宽分别为3.3、3,高分别为0.785、0.72,厚0.09-0.11,朝内与头、脚挡相接处设凹槽,朝上与盖、朝下与底相合处设榫卯,榫卯宽约0.06,高0.01;棺底呈等腰梯形,头端宽、脚端窄,朝上一面四周有凹槽,长3,宽0.64-0.78,厚0.125;头挡和脚挡置于前后两端,四面插于凹槽中,头挡高0.83,厚0.11,脚挡高0.77,厚0.11;在距头挡0.33米的棺内中部横向设有一道头箱的隔板,高0.57,厚0.04米。西侧棺(编号为2号棺)结构与1号棺大致相同,整体略小,盖长3.5,宽0.61-0.66,厚0.08-0.13;侧帮高分别为0.82、0.74,厚0.09;底长2.56,宽0.66-0.69,厚0.1;头挡高0.85,宽0.49,厚0.1,脚挡高0.77,宽0.44,厚0.08;也在距头挡0.33米处设隔板。
二、出土器物
随葬器物种类多样,制作精美,共78件,包括铜器、青瓷器、陶器、漆木器、滑石猪、银器、玻璃杯、铜钱等,其中铜器、青瓷器以及部分漆木器、银钗、玻璃杯等多为实用器具,陶器、滑石猪等应为明器。出土器物现由镇江博物馆和句容市博物馆收藏,因发掘年数已久,发掘时的原始编号现已不甚清晰,故以下器物介绍过程中,一律按照在博物馆内的藏品编号,未编号的编临时号,另在句容市博物馆藏品前加J、在镇江博物馆藏品前加Z、临时编号在号前加L以示区别。
根据发掘时的原始记录推测器物出土位置。墓室前端东南、西南角各放置一只鸡首壶(J426 、J452);在棺床前端发现了青瓷盘7件(J427-1~7)、碗(J429中的一件)、铜碗(J439)及托(J453)、灰陶器(J430、J432、J454)以及一件残破的漆木碗;在东侧棺的头箱内发现了鸡首壶(J425)、唾壶(J424)以及木算筹(ZL1~18)等;在东侧棺的脚部发现了木屐2只(J446-1,2)、玻璃杯(J440)、铜盏托2件(J435,J436)、碗3件(J437,J438,J433)、勺(J443)、三足炉(J434)、盘(J445)、三足砚(J444)、鐎斗(J442或J451)、青瓷三足砚(J428)、滑石猪(J447-1)以及至少3枚铜钱等。在西侧棺中发现青瓷碗2件(J429中2件)、滑石猪2件(J447-2,3)、漆木碗、银盘(Z18958)、钗(J431)各1件。除上述器物外,目前尚有青瓷碗2件(J429中的2件)、盘口壶2件(J449、J450)、罐或壶的残底1件(JL1)、唾壶1件(J448)、铜鐎斗1件(J442或J451中的一件)、铜镜1件(J441)以及部分铜钱不能确定其出土时的位置。
1、铜器
14件。器形有碗、盘、三足炉、三足砚、鐎斗、勺、盏托、铜镜。
碗?4件。J437:尖唇,上腹部略内凹,下腹部弧,平底,圈足。口径11.4,高4,底径5.8厘米。J439:圆唇,敞口,束颈,腹、底交接处折,平底。内底饰凹弦纹一周。口径8.3,高3.2,底径4.5厘米。J433:圆唇,敛口,束颈,弧腹略鼓,圈足。内底饰凹弦纹一周。口径17.2,高6,底径10.2厘米。J438:方唇,口略直,弧腹,圈足。口下及腹中部各饰凹弦纹三周。口径9.6,高4,底径3.2厘米。
盘?1件。J445:方唇,敞口,弧腹略内凹,圈足。器内底中部饰凹弦纹一周。口径21.8,高1.6,底径20.2厘米。
连盘三足炉?1件。J434:尖唇,卷沿外翻,侈口,弧腹,平底,腹下施三蹄状足,足与承盘相连,承盘圆唇,敞口,斜直腹,平底,圈足。腹部饰突棱四周,炉内饰凹弦纹四周,承盘底部对应炉足位置各饰一乳丁。口径10.4,通高6.6,盘底径13厘米。
三足砚?1件。J444:方唇,直口,腹部略内凹,内凹底,腹下施三蹄状足。口、腹交接处饰突棱一周。口径22.8,通高5,底径22厘米。
鐎斗?2件。形制相似,尖唇,侈口,折沿,直腹,圜底,腹下施三蹄状足,足外撇,口部施一流,腹部有一柄,柄微翘,呈扁长条形,柄首呈梯形,柄尾部穿一孔。J442:口径12.8,通高9,流长2.5,柄长22.5厘米。J451:口径12.8,通高11,流长4.5,柄长24.5厘米。
勺?1件。J443:匙部较浅,尖唇,平面呈椭圆形;直柄呈三角形,近匙部细,尾部宽,两侧和中部竖向施三道突棱,背平。匙部长8.5,宽4.6,柄长12,柄尾部宽3.5厘米。
盏托?3件。敞口,弧腹,圈足,平底。内底施凸棱一周,作承受盏足、底之用。J436:圆唇,腹略内凹,矮圈足。口径12.6,高1,底径11厘米。J435:方圆唇。凸棱上部尖。口径12,高1.1,底径7.3厘米。J453:圆唇。器内腹与底交接处可见底部稍高。凸棱上部呈斜方形。口径14.2,高1.6,底径6.4厘米。
铜镜?1枚。J441:圆形。现残缺,周边饰缠枝花纹。径14.1厘米。
2、青瓷器
21件。器形有鸡首壶、盘口壶、唾壶、碗、盘、三足砚。
鸡首壶?3件。盘口,束颈,圆肩。J425:圆唇,敞口,圆鼓腹,平底。肩部一侧饰鸡头形流,鸡冠高耸,另一侧设圆股状鋬手,上端与口粘合处呈抓手状,下端贴于腹部,肩上前后对称设二桥形方系。上腹部饰凹弦纹一周。除底部外,器外施青釉至小腹部,釉层较厚,以褐彩装饰盘口沿边、鸡冠等。口径6.4,通高14.8,底径10厘米。J452:口沿、流、鋬手上部残。盘口,弧腹,平底。肩部一侧设流,另一侧设圆股状鋬手,下端贴于腹部,肩上前后对称设二桥形方系。施青釉不及外底。通高18.5,底径10厘米。J426:圆唇,口近直,弧鼓腹,内凹底。肩部一侧饰鸡头形流,另一侧设圆股状鋬手,上端与口沿粘合,下端贴于腹部,肩上前后对称设二桥形方系。施青釉不及外底,有流釉现象。口径12,通高30,底径16厘米。
盘口壶?2件。束颈,弧鼓腹。肩部对称横向施四只桥形系。J449:盘口略敞,尖圆唇,肩略耸,底略内凹。方系。上腹部饰凹弦纹八周。口沿至腹中部施青釉。口径10.8,高20,底径8.8厘米。 J450:盘口残,弧肩,平底。肩、腹部饰凹弦纹数周。器外施青釉不及底。残25,底径13.6厘米。
唾壶?2件。圆唇,盘口直,束颈,鼓腹,饼状足,内凹底。器外满施青釉,有冰裂纹。J448:口径13.6,高14.6,底径15.8厘米。J424:器内可见泥条盘筑接缝,泥条宽约0.6厘米。口径10.5,高11,底径11.8厘米。
罐或壶?1件。JL1:残,仅存底部及下腹部少许,不可复原。施青釉。
碗?5件。敛口,弧腹。灰白胎。除J429-1满施黄绿釉外,余均施青绿釉不及外底。J429-2:尖圆唇,饼状足,内凹底。口径10.2,高5.2,底径5.8厘米。J429-5:尖圆唇,矮圈足。口沿下饰凹弦纹一周。口径10.4,高5.2,底径6.4厘米。J429-4:圆唇,沿内凹,矮圈足。口径9.8,高5.8,底径5.8厘米。J429-3:圆唇,沿内凹,圈足略外撇。口沿下和圈足中部各饰凹弦纹一周。口径10,高5,底径6.6厘米。J429-1:尖圆唇,饼状足,内凹底。器内底部饰凹弦纹一周。器底有一支钉痕。胎结合不紧密,部分脱落。口径7.6,高4.4,底径5厘米。
盘?7件。尖圆唇,敞口,弧腹略内凹,内凹底。器内腹、底交接处和器底部外侧各饰凹弦纹一周。底内、外见有支钉痕。J427-1~6,形制相似,均在内底中部饰一周凹弦纹。J427-6:口径14.8,高2,底径13.4厘米。J427-7:内底中部施突棱一周。口径15.2,高2.3,底径14.2厘米。
三足砚?1件。J428:圆唇,子口直,底较厚、内凹,腹下设三蹄状足。器外底部饰凹弦纹一周。口及器外施青绿釉,有开片纹。内底见支烧痕。口径13.8,通高4.5,底径13.4厘米。
3、泥质灰陶器
3件。器形有三足砚、盘。
三足砚?2件。J430:圆唇,直口,直腹,平底微内凹,腹下设三蹄状足。口径17.8,通高5.8,底径17.8厘米。J454:圆唇,子口敞,底内凹,腹下设三熊足。口径14.4,通高4.8,底径14.6厘米。
盘?1件。J432:圆唇,敞口,斜直腹,平底。外施一层黑色陶衣,脱甚。口径20.4,高2.5,底径18.5厘米。
4、漆木器
21件。器形有碗、木屐、算筹。碗现已腐烂不可复原。
木屐?2只。仅存底部,可能因部分腐烂而大小各异。J446-1:前、后两端两侧各穿一圆孔,孔四周平滑,较规则。长25.3,宽3.1—7.8,厚0.7,孔径0.3厘米。J446-2:后部残缺,前端两侧各穿一不甚规则的圆孔。残长23.1,最宽7.3,厚0.5—0.6,孔径约0.4厘米。
算筹?18根。ZL1-18:圆棍状。整体涂清漆,两端大约长2.5厘米部分涂朱漆,现呈绛紫色。两段涂朱漆部位稍粗。长29,两端径0.5—0.75,中部径0.4—0.5厘米。
5、滑石猪
3件。刻画细致,造型生动,四肢屈伏,嘴、耳、眼等刻画逼真,背部有直髯。其中 J447—2、3形制、大小相似。J447-1:长7.8,宽0.5-1.6,高1.5厘米。J447-3:长5.5,宽0.5-1.3,高0.6厘米。
6、银器
2件。器形有盘、钗。
盘?1件。Z18958:侈口包银,斜直腹,平底。器内腹、底交接处饰两周凹弦纹,器内底中部饰一周凸弦纹。银胎,器表髹很薄的黑漆。分量轻薄,重43g。口径12.5,高1.2,底径11.2厘米 [2]
钗?1件。J431:一端残缺。整体呈U形,一端截面呈圆形,两一端截面呈三角形,中部交接处呈菱形。长13.6厘米。
7、玻璃杯
1件。J440:侈口,束颈,球形腹,圜底。肩部饰一圈凸弦纹,腹、底部饰排列有序的菱形纹。口径8.5,腹径9.3,高6.5厘米。
8、五铢钱
13枚。圆形方穿。“金”字头呈箭镞形,“朱”方折头,“五”交笔弯曲,形制、大小接近。径2.5,穿1.1厘米。
三、结语

1、该墓的时代可以从墓葬的纪年砖结合墓葬形制来推测。墓中出土的纪年铭文砖上书“元嘉十六年太岁巳”,虽元嘉年号在汉代也曾被短暂使用,但该墓形制为凸字形、墓壁三顺一丁的砌法、设置对称的壁龛等都符合南京、镇江一带六朝砖室墓的典型特征,从而该墓的时代应为南朝宋元嘉十六年(即公元439年)或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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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墓中有楠木棺两具,应是夫妻合葬墓。头向朝门,略大的一具摆放在左边,而稍小的则摆放在右侧,且右棺出土有银钗,所以推测左边的为男性,右边为女。木棺的摆放位置与南京仙鹤观东晋墓M2、M6大致相同[3]。虽然句容墓女棺使用木棺钉、仙鹤观墓女棺使用铁棺钉,这一点上略有不同,但三座墓葬相同的是男棺均使用铜棺钉。说明了东晋、南朝时期木棺的摆放位置和棺钉的使用已有了一定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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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书·武帝下》“永初二年(421)春正月辛酉,车驾祠南郊,大赦天下。丙寅,断金银涂。……己卯,禁丧事用铜钉。”《南史·卷三十四·列传第二十四·顔延之 沈怀文 周朗》“元嘉中铸四铢钱,……竣议曰:‘今云开署放铸,诚所欲同,但虑采山事绝,器用日耗。铜既转少,器亦弥贵。’……时议者又以铜难得,欲铸二铢钱。”元嘉年间,铜转少,成为稀缺物资。而该墓主人仍然使用铜棺钉,且陪葬铜器多件,说明了其身份地位非同一般。
南京、镇江一带出土玻璃器的六朝墓葬主要有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4]、南京象山7号东晋早期墓[5]、仙鹤观6号东晋墓[6]。以及句容元嘉十六年墓。南大北园墓设有两道墓门,说明墓主是身份很高的封建贵族;象山M7墓主是琅琊王氏家族成员;仙鹤观M6墓主则是高悝,官至丹杨尹,光禄大夫,“遂历显位”,“备位大臣”[7]。除句容墓而外的三座出土玻璃杯的墓主均地位显赫、身份极高,而句容墓出土的玻璃杯质量上乘,不逊色于其它三墓。文献对时称“琉璃”的玻璃亦有记载,如《晋书·崔洪传》载“汝南王亮常晏公卿,以琉璃钟行酒。”《世说新语·汰侈篇》曰“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可见当时的玻璃器物非常稀罕的,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玻璃杯的出土也说明了句容墓墓主的身份很高。
4、南大北园墓、仙鹤观高悝墓以及湖北鄂城五里墩M121三座墓葬中出土的玻璃杯被认为是进口的萨珊玻璃器皿[8],而句容墓玻璃杯与它们相比,形制相似、磨花等工艺水平接近,所以推测这件玻璃杯也属于萨珊玻璃器,对于研究当时的萨珊玻璃工艺水平以及南北朝时期中外交往交流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另外,该墓中出土的银胎漆盘、算筹、木屐、青瓷器、铜器、木棺等都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句容元嘉十六年墓时代明确,形制完整,随葬器物丰富,具有典型性,为研究南朝刘宋时期的墓葬和文物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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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博物馆? 何汉生
句容市博物馆? 翟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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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文字内容的识读采用了镇江博物馆陆九皋研究员的观点。
[2]地质矿产部岩矿测试技术研究所段玉然先生于1988年3月利用光谱半定量分析,得出该器物胎和芒口部分均为银、铜合金,胎含银、铜量分别为94%、6%;芒口含银、铜量分别为95%、5%。
[3][6]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年3期。
[4]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年4期。
[5]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11期。
[7]李蔚然:《论南京地区六朝墓的墓地选择和排葬规律》,《考古》,1983年4期;王志高、周裕兴、华国荣:《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出土文物的初步认识》,《文物》,2001年3期。
[8]王志高、周裕兴、华国荣:《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出土文物的初步认识》,《文物》2001年3期。